为举证责任制度修正的争议下一个注脚-就刑事诉讼法的法理论之

时间:2020-01-04 作者:

 

近日有关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的修正案,再度引发了法务部与司法院间的重大争执,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其实,法务部与司法院间的争执已不只一端,自民国八十六年侦查中检察官的羁押决定权,乃至九十年搜索扣押权力决定的改隶,都让法务部与司法院间产生了相当的冲突与角力。此争议已上纲至「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路线之选择;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相关刑事诉讼法法案的配套修正等,都只是这齣戏码中的配角。由于,理论的产生是在使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解决方式与重覆的可验证性,以下将先自刑事诉讼法的法理出发,最后再回归以人民为本的思考-改革到底使人民得到了如何的利益,目的是否达成,为此次争议提出注脚。

本次争议的焦点,係立法院审查会已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及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正案,其中第一百六十一条为对于检察官的起诉监督,第一百六十三条则为对法院与检察官间证明义务之重新分配。第一百六十一条修正案所採之起诉监督制度,主要係仿自德国的「中间程序」。其目的在于藉由进入审判程序前,先由法官对于起诉证据等为形式审查,以保障被告对抗检察官违反法定原则之滥行起诉;引进此一程序本来就是期望能藉由法官的权力制衡,控制我国实务上对检察官过低的证明义务要求。而这虽不是唯一的方式,但却是比较法上已经证实有效的控制方式,理论上有其正当性;再参酌我国目前侦查阶段对案件过滤性过低的现状,此一修正于现实上亦有必要。

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正案一般认为是我国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方向的重大修正,其将以往由理论与实务所採审判程序中由法院职权调查的共识,转化为「当事人为主、法院为辅」的证明方式。此係仿自英美法之当事人主义法制所订,虽符合司法院欲将刑事诉讼程序朝当事人主义修正的方向,但在现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仍以职权主义为操作重心之下,本条之修订上仍显扞格。惟瑕不掩瑜的是,相较旧法而言已相当程度尽到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且较为平衡分配法官与检察官就真实之发见所应具有的责任负担,仍值赞同。至于修正案在仿效当事人主义之立法下,欲有所平衡,再加入「但于公平正义之维护或被告之利益有重大关係事项,应依职权调查之」职权主义立法,不仅其所採取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立法条款,在概念上难以具体认定;就体例上而言,随意组合法例的情形,更可能在尔后实行上与解释上的理论基础显得更加薄弱,实值注意。

司法改革的强大声浪促成了司法院对改革现制的重视,并提出刑事诉讼制度将朝当事人主义修正的规划方向。第一百六十一条及第一百六十三条的提出即相当程度受到影响。只是在我国法制与学者观点的继受特性下,同一部法律中所提出的法案修正,竟同时承受两大主义的影响而有不同的修正,不仅因此招致批评与质疑,同时也展现欠缺本土自发性发展的另一缺憾。虽然如此,我们仍自刑事诉讼法法理的角度肯定此二修正案的大致修正内容,只是亦须郑重呼吁:司法改革真正的启动者与修正制度的适用者-人民是否同意或满意此种变革。此远较观看政府部门的相互冲突,及学者间令人难懂的法律语言沟通,来得更有意义,也将使得法制的发展能够更加本土,更加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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